百年潮|新中国特赦战犯决策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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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展示了前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右)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大赦令》。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毛泽东赦免国内战犯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刘少奇的特别赦免,并附有一篇题为《变恶为善,前途光明》的社论,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大赦令第1条规定:“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犯已被监禁十年。那些确实改变了他们的邪恶的方式,转而行善的人将被释放。”这是党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重大决定。这对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宣布蒋介石和其他43人为一级战犯

国内战犯,除伪满洲国和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战犯外,主要是指解放战争中抓获并在全国解放后被捕的蒋介石集团战犯。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其中指出:“逮捕、审判和惩治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对于犯下最滔天罪行的内战首领蒋介石,以及坚决帮助蒋介石作恶和伤害人民并为广大人民所承认的所有战犯,我军一定会把他们追到天涯海角,绳之以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内战犯问题和以蒋介石为首的惩治国内战犯的政策。

1948年11月1日,在人民解放战争连续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打击蒋介石集团中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惩治战犯的命令。该命令明确宣布:“所有国民党军官和党的总部各级政府官员命令其下属犯下下列罪行(共10项),如果证据确凿,所有罪犯都应被判有罪。”“凡带头实施上述行为之一的,也应依法惩处”;采取有效措施,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我军的一切战利品和城市建设完全不受破坏者,将得到应得的奖励同时,它宣布了我党和我军对国民党反动派特殊人员的政策,即“对犯下最滔天罪行的人必须予以处理,对胁迫他人的人不问,对立功者给予奖励”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向世界宣布内战中战争罪犯的构成标准和对待战争罪犯的基本政策。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家王朝已经岌岌可危。如何对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战犯,已经成为全国关心的重大问题。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写的关于陕北战犯名单的新闻稿。毛泽东说,所有战犯的名单需要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战犯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秦英、顾朱仝、陈郭芙、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浩、孙克、吴铁城、王云武、戴传贤、吴定昌、熊士辉、张立生、朱家华、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珍、刘智、程谦、薛岳、魏立煌、俞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志柔、王自强这是中共中央公布的第一份权威性战犯名单。这份名单是中共中央情报局根据国民党平时积累的军事和政治人物提供给中央的。它最初向中央委员会提供了一份127名战犯的名单(包括39名军事人员、42名政治人员、39名党的特殊领域人员,以及一些小规模反动党战犯和其他战犯)。经过中央政府多次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最终批准并公布了44人的名单(后来列入黄炜)。

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发表报道称,蒋介石地区人民广泛欢迎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当前形势的声明》,并热烈讨论了战犯名单。报道说:“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谈论中国共产党权威人士去年12月25日提出的战犯初步名单。”然后,报告增加了37人的名单。这是中共中央公布的第二份正式战犯名单。

1949年4月20日,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署《内部和平协定》,国共和谈破裂。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向全国进军。该命令提到:“勇往直前,逮捕所有顽固的战犯。无论他们逃到哪里,都必须依法逮捕和惩罚。”后来,蒋介石集团的党、政、军特殊体制的战犯被人民俘虏,因为国民党军队被一座山打败了。当时,926名国民党战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其中,有72名中将级军官、323名少将级军官,相当于65名少将级军官、276名学校级军官和46名属于政府系统的军官。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被暂时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Xi等地的战犯管理处。

如何处理这些战俘,中共中央非常谨慎。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政权还在建设中,中央政府认为,处理战俘的条件还不成熟。首先,虽然蒋介石集团已被驱逐出大陆,但其残余势力仍占领台湾,中国人民准备用武力解放台湾。这表明内战尚未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在战争结束之前,哪里有一个国家处理战俘?所以放慢速度符合形势和政策。”第二,国家正处于经济复苏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新中国的政权尚未完全巩固,人民对战犯的愤慨尚未完全消除。如果这些战犯受到正式审判,肯定会有人被判处死刑。基于这些考虑,中央政府决定暂时搁置战犯问题,地方政府将按照惩罚与控制相结合、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组织战犯从事劳动生产和政治学习。与此同时,他们在生活和医疗方面得到人道主义待遇。

台湾和平解放政策与赦免国内战犯的决定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特别是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后,远东两大战争的热点问题逐渐降温。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功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因此,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中央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统战部召开民主论坛,提出“凡是想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就既往不咎”。“每个人在台湾都有朋友,可以对他们做宣传工作。我们应该加强经济建设,以增强解放台湾的物质力量。”15日,周恩来在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强调了这一精神:“去台湾的人愿意回来”,“如果他们回来了,我们会宽大处理他们”。今年12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国,称:“吴努(当时的缅甸总理)打算在返回中国时引用我的讲话,现在他打算将这份草案提交给他。”周恩来的讲话第一次提出,如果有必要,“台湾有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讲话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缓和紧张局势,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所有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那么台湾就有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过去,北京、长沙、绥远等内地地方都是和平解放的。”1955年7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

随着中央政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处理国内战犯问题也提上了重要议程。中央认为,这些国民党战犯与台湾有关,妥善处理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

中央政府对蒋介石集团战犯采取大赦政策有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他们大多数人没有丧失他们的民族立场,仍然有一定的爱国主义。翁文浩是国民党政府的执行主任。魏李荒也是蒋介石的“五虎将军”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东北“剿总”的指挥官。这两个人分别被列入我党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43名一级战犯名单的第12名和第28名。然而,受党的政策启发,翁文浩和魏李荒分别于1951年1月和1955年3月发表公开声明,与台湾当局划清界限,抛弃黑暗,光明磊落,坚决回到祖国怀抱,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作出积极努力。他们的行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说:“我们要继续调动魏李荒、翁文浩等爱国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积极性。”毛泽东的话不仅是对他们的称赞,也是对蒋介石集团其他军事和政治人员的称赞,包括国民党战犯。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设想大赦,是毛泽东在1954年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第一个实施大赦政策的人。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大赦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大赦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大赦令和大赦令。上述规定为党赦免战犯的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同年12月18日,根据毛泽东关于释放一批在押国民党战俘的指示,周恩来主持了国务院报告会议,会议决定“调查在押战俘的情况,为释放他们做一些准备”“我们可以考虑先释放一批小战俘(如下级军官),并赦免其他较大的战俘。”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计划赦免国民党战犯。

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了最高国务会议,其中一个会议是讨论大赦问题。除了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之外,还有著名的党外人士,如李姬神、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同、张治中、傅左毅。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就大赦问题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后不久,即5月25日,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表示他在中国民主基金会(“人民基金会”)内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大赦的讲话精神,并表示:“对于大赦,大多数人主张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教育和原则性的大赦。”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于5月26日发布了《关于征求党内党外关于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是否大赦以及如何大赦是一项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行动。只有在内部和外部各方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做出决定。”通知要求各省市委托CPPCC为主体召开专门论坛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意见上报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修改通知草案时故意增加了一段:“或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的不利影响(反革命势头很大,人民不高兴)。几年后我们将讨论这件事。许多民主党人也提出了这一观点。哪一个最好,请查阅电缆。”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对台政策,特别强调:“任何希望回到大陆探亲访友的人都可以回到大陆。任何想去大陆参观学习的人也可以来大陆。无论谁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无论他们过去犯了谁的大罪,犯了多少大罪,中国人民都会宽大处理,不会追究过去。”他呼吁“台湾同胞和所有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与祖国人民一道,为台湾的和平解放和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努力。”正是基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考虑,周恩来在第二天,即1月31日由卢丁一起草的《向中央对台宣传工作报告,配合周恩来同志在CPPCC的政治报告》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CPPCC会议后可以释放十几名战犯”的意见。这是中央政府准备赦免战犯的一个重要信息。

党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对形势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它认为释放一批战俘的条件已经初步满足。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政治和经济空前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虽然他们大部分犯了重罪,但他们一般都是高高在上,与人民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与直接压迫人民的土豪地主不同,他们不杀一群不足以激怒人民的人。此外,经过几年的拘留和改造,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悔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和瓦解国内外反动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已经宣布,只要国民党人员去台湾回到祖国,不管谁会既往不咎。在这个时候,释放一些战犯将有利于加强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从那以后,中央政府和有关部门加紧了释放战犯的准备工作。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党中央征求了党、政府、军队、群众等各方面以及各民主党派和独立人士的意见,进行政治协商。1956年3月14日至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扩大)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周恩来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郑文就战犯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一个人不杀”国内战犯的原则,具体说明了释放战犯的决定的意义。他说:“国内战犯的待遇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判处他们死刑。当然,他们也应该根据他们的罪行被判刑。这是他们应得的,也是合理的。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想象大陆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六七年,国内人民过着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经过六七年的监狱改革,他们也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是否杀了他们。杀死他们很容易。如果他们被杀,他们将无法再次发挥积极作用。它们只能起到负面作用,对台湾产生负面影响。这让他们觉得战犯总是会被杀,并增加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周恩来想起蒋介石,他临终时仍住在台湾,不无讽刺地说:“被关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如果你把他们全部送到台湾,台湾不会接受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会被蒋介石杀死。这个团体有460名将军。现在在台湾,连孙连忠都有餐厅。蒋介石哪里能派得起这么多高级将领?蒋介石受不了了!相反,蒋介石的旅程越是结束,他就会越是多疑和多疑。当我们派人去那里时,他会认为有鬼。他怀疑一切,让这么多人送命,我们让他们送命是不对的。”出席会议的许多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政要,如程潜、蔡廷凯、傅左毅、魏李荒、郑东国、刘培、王芸生、侯镜如、邵力子等,纷纷发言,就此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对于释放战犯的步骤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他们都应该立即释放。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逐步放开。周恩来认为后一种观点相对安全。他指出:马上发布,“事情很简单,但是工作还没有完成,结果也不广泛。在过去之后,我们一下子就没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了。”因此,我们应该逐步处理国内战犯,我们应该研究他们如何影响台湾”。他说:“我们应该影响台湾,或者一步一步来”,并“让少数人先试着看到效果”。周恩来还就战俘获释后的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是组织他们参观各个地方,并允许亲戚朋友参观。第二步是传播他们的想法,然后与他们讨论如何在台湾工作。他还说:“毛主席是对的。他应该让这些人明白,他们应该被释放,允许自由进出。愿意来台湾的人和愿意来香港的人应该来香港。他还应该对他们说:为了应付这种情况,你可以骂我们,...有很多人,包括海外的人,骂我们。这数百人的数量非常少。没关系。如果你骂完我们,你会回来还是被允许回来,我们保证不再逮捕你,也不会和你分手。"

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代表们对释放战俘的目的、意义和步骤达成了统一的认识,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对在押蒋介石集团战俘实行“一不杀、分批释放、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策。

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求处理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我们正在对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攻势,争取台湾的和平解放,并宣布只要他们回到祖国,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将既往不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处决了一批战俘,实际上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助于美国和蒋介石巩固台湾的反动派,至少弊大于利。宽大处理似乎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通知要求各地召开地方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或其他适当论坛征求意见,并邀请中央部委、军委、其他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讨论此事。会后,向中央政府报告讨论情况,以作出最终决定。为了尽可能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毛泽东在《通知》中增加了一个特别段落:此外,请印发给地委、省委、县委,并邀请他们召开适当的党内外会议进行讨论和征求意见,你们将在5月中旬前向中央汇报。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十大关系”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宽大处理战犯的政策。毛泽东说,反动势力虽然是消极因素,但我们还是要做好工作,努力把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他还说:“什么是反革命因素?它是一个消极因素、一个破坏性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对立力量。反革命可以改变吗?当然,一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不会改变。然而,在我国的条件下,它们中的大部分将在未来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许多反革命分子变成了非反革命分子,有些人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毛泽东说:“杀了它们,一个不能增产,一个不能提高科学水平,第三个不能消灭四害,第四个不能加强国防,第五个不能收复台湾。”他还说:“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该有出路,这样他们才能有新的机会。这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和国际影响。”

各地各部门向党内外传达中央精神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总体上看,由于国内战犯情况比较复杂,具体什么时间放、怎么放,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考虑到当时不少人的接受程度,中央认为,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需要分别处理。毛泽东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并经过反复考虑后,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就释放蒋介石集团战犯的时间作了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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